四级-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资料(二) -

今天的是接上期的关于城市文学的内容
城市文学
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，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、商业的发展，产生了城市，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。城市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，经历过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十二、十三世纪，市民为自己的独立，不分阶层，共同反抗封建主，建立公社。第二阶段是十三、十四世纪，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，进行“行会革命”。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，城市平民(帮工、徒工、雇工等)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。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。城市是王权的支持者，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。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，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，冲击着封建制度。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，并支持王权。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，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。
十二世纪，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。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，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阿贝拉尔的学校。彼埃尔•阿贝拉尔(1079-1142)是早期城市文化的代表。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，他针对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“信仰而后理解”的口号，提出“理解而后信仰”的相反的口号。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，而只是反对盲目信仰，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。同时，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“异端”运动，形成了世俗文化。教会感到危险，竭力加以压制。它设立宗教裁判所，作为镇压“异端”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。它又从理论上反攻，圣•贝拿尔(1091-1153)、圣•阿尔伯特(1193-1280)、圣•托玛斯•阿奎那斯(1224-1274)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。
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“异端”思想有密切关系，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，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，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。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，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。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刺，有时尖锐，有时温和，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层的立场。此外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文学的隐喻、寓言、梦境等手法。它的风格简单朴素，语言生动鲜明，有时流于粗俗。
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。英国下级僧侣威廉•兰格伦(1332?-1400?)的长诗《农夫皮尔斯》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，当时流传颇广。诗的第一部分，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(如“七大罪恶”)，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。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，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，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，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，提倡平等。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，多是经院式的辩论，形象性不强。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，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，起过进步作用。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，寄希望于封建国王，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，在作品的最后，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，向罪恶进行斗争。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•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，曾提及兰格伦的《农夫皮尔斯》，并建议人们把它同“高雅的乔叟的《坎特伯雷故事》对比一下”，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。
中古后期，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、冰岛、英国、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，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《罗宾汉谣曲》(保存了约40首)成就较大。罗宾汉出身自由农，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，他不堪封建压迫，逃往绿林，成为“不受法律保护的人”。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、手工艺人结伙，出没绿林、城镇，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，帮助受欺凌的穷人，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、地主、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。他射得一手好箭，非常勇敢、机智、豪迈，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。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，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，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。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，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，对话很多，富于抒情性。罗宾汉谣曲在十四、五世纪流传很广，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。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，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，瑞士的神箭手威廉•退尔，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。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。
中古时期，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。宗教戏剧有两种：奇迹剧和神秘剧。其情节取自《圣经》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，充满宗教色彩，是宣传迷信的工具。十三世纪，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，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，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。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。这时候，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，组织自己的剧团。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，而以法国最为突出。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：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。他们编写的剧本，有道德剧、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。
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，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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